在古埃及，税收是国家的命脉，将农民、祭司和法老牢牢束缚在义务的枷锁之中。
古埃及一直是一个无现金社会，经济依赖于农业和易货贸易。而在以物易物的经济中，税收就以谷物、牲畜、工艺品，以及或许最宝贵的劳动本身来缴纳。
谷物不仅养活了埃及人民，也是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必需品。埃及所缺乏的任何资源都可以通过出售谷物来购买，而且由于埃及拥有肥沃的土地，通常能产出丰收，因此谷物对政府的运作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将谷物用于贸易，还将剩余的谷物储存起来，以便在歉收年份养活人民，并分发给可能遭受不幸的社区。
基于此，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了农业上。每一份收成（无论是二粒小麦、大麦、洋葱还是亚麻）中固定的一部分都会被送入国家粮仓，而牲畜的清点和估价也同样严格。土地本身也会根据面积和肥沃程度征税，除非神庙拥有神圣的使用权。这些神庙远非单纯的圣地，而是经济中心；香火、葡萄酒和面包的供奉也兼具强制性的征税，既维持着仪式的辉煌，也维持着庞大的神职人员队伍。
墓室壁画描绘了书记员测量田地和记录收成的场景
除了固定上缴农田的产出，古埃及农民本身也要承担一定的徭役。每年，古埃及政府会征召劳工疏浚运河，搬运用于建造金字塔的石灰石，或划着庞大的木材船队从黎巴嫩南下，他们的辛劳由抄写员一丝不苟地安排，以确保这些以谷物代替的劳役得到全额支付。
对于工匠、酿酒师和香水制造商等手工艺人来说，他们的税赋就是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亚麻布、油或啤酒，这些物品会被送往宫廷或者神殿。
在古埃及，对欠税者的惩罚是一场羞辱而严厉的公开表演。那些未能履行义务的人不会受到礼貌的提醒，而是被拖到书记员和官员面前接受严惩。
“欠税者被捆绑、被棍棒殴打或被囚禁，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罪行旁边。这不仅仅是惩罚，而是一种公民戏剧：一种刻在石头上的警告：欺骗国家就是违抗神圣秩序。”
书记员端坐于位，沉着冷静，精准无误地记录着每一项惩罚，而监察员则代表国王执行正义。在这样的时刻，纳税成为神圣的职责，而逃税则被视为一种宇宙混乱，需要迅速公开地予以纠正。
古王国时期，法老们向村庄和城镇集体征收税款。如果社区未能完成税收配额，其行政官员将被追究责任。
村里的长老被迫在书记员面前承认税务申报中的差异
从中王国开始，埃及政府向个人和田地征税，而不是向社区征税。这得益于中王国时期书记员数量和能力的迅猛增长，他们制定了土地登记册和人口普查制度，以追踪个人的纳税义务。
新王国时期的税收信息比早期更多。例如，已知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税收以谷物、牲畜、水果和粮食以及金银戒指和珠宝的形式征收。总督每年根据每个诺姆的表面积和尼罗河水位上涨来评估当年应缴纳的谷物。洪水位用尼罗河水位计记录；尼罗河水位计建在河边，用于测量每年的洪水位。如果尼罗河水位低，水位未达到正常水平，则当年应缴纳的税款相应减少。
又如在《威尔伯纸莎草书》中描述了拉美西斯五世统治时期的土地登记：它以现代土地登记册的严谨性，绘制了中埃及田地地图，标注了哪些地块归寺庙所有，哪些属于私人耕种者，以及每次收成中有多少归王室所有；或者，同样常见的是，归阿蒙神职人员所有。
免税政策在古埃及各个时代都是存在的，主要的免税对象是祭司阶层，比如古王国时期，法老们会免除维护金字塔、祭祀神庙的相关人员的税赋。
“陛下已下令，这两座金字塔城镇将永远免于为他从事宫殿的任何工作，永远免于为王室住所的任何部分从事任何强迫劳动，也永远免于按照任何人的命令从事任何强迫劳动。”
而到了王朝晚期，国王对国家的掌控能力下降，税收权力被各诺姆的总督掌控，总督手下的一些职业士兵会被赐予土地，他们可以将大量农产品留给自己而无需纳税。
古埃及人认为他们死后也需要纳税，而且这个制度可以被利用。“在世时，享有特权的埃及人可以派人替他们缴纳劳役税，所以他们开始相信死后也能做类似的事情。” 中王国时期，埃及人开始在坟墓中放置被称为乌沙布提（Ushabti）的小雕像。乌沙布提上刻有咒语，确保这些雕像在主人需要时能够履行其劳役税。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乌沙布提帮助埃及人——无论贵贱——永远逃避税收。
关联信息：
8古埃及的牲畜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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